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賈讓，西漢末年人。綏和二年（公元前7年），漢哀帝下詔「博求能浚川疏河者」，賈讓應詔上書，提出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治河三策。
賈讓在上書以前，曾研究了前人的治河歷史，並親至黃河下游東郡一帶進行了實地調查研究。「齊與趙、魏以河為境。趙、魏瀕山，齊地卑下，作堤去河二十五里。河水東抵齊堤，則西泛趙、魏，趙、魏亦為堤去河二十五里。」這樣作「雖非其正，水尚有所遊蕩」，「左右游波，寬緩而不迫」。「堤防狹者去水數百步，遠者數里」，「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堤，激使東抵東郡平剛；又為石堤，使西北抵黎陽、觀下；又為石堤，使東北抵東郡津北；又為石堤，使西北抵魏郡昭陽；又為石堤，激使東北。百餘里間，河再西三東，迫厄如此，不得安息」。那時從黎陽堤上北望，「河高出民屋」，。
經過深思熟慮，賈讓在上皇帝書中提出的上策是：「徙冀州之民當水沖者。決黎陽遮害亭，放河使北入海。河西薄大山，東薄金堤，勢不能遠氾濫，期月自定」。有人以為改河將「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，百姓怨恨」，賈讓不以為然。他算了一筆帳，「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，及其大決，所殘無數」，「如出數年治河之費，以業所徙之民」，就能使改道計劃成功。賈讓在上策結尾說：「大漢方制萬里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？此功一立，河定民安，千載無患，故謂之上策。」
賈讓的中策是：「多穿漕渠於冀州地，使民得以溉田，分殺水怒。淇口以東為石堤，多張水門」；「北行三百餘里，入漳水中」。「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，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"。這樣，賈讓認為可以避三害、興三利：「民常罷（疲）於救水，半失作業；水行地上，湊潤上徹，民則病濕氣，木皆立枯，鹵不生谷；決溢有敗，為魚鱉食：此三害也。」「若有渠溉，則鹽鹵下濕，增淤加肥；故種禾麥，更為稻，高田五倍，下田十倍；轉漕舟船之便：此三利也。」同時，賈讓還強調指出：沿河各郡大都有治河吏卒數千人，每郡每年治河經費數千萬，以如此人力物力，完全「足以通渠成水門」。又由於「民利其灌溉，相率治渠，雖勞不罷（疲）。民田適治，河堤亦成」，真可謂一舉兩得。果如此，賈讓以為可以「富國安民，興利除害，支數百歲，故謂之中策」。
如不採取以上兩策，只是在原來狹窄彎曲的河道上「繕完故堤，增卑倍薄」，進行小修小補，賈讓認為其後果必然是「勞費無已，數逢其害，此最下策也」。
賈讓的治河三策，是中國最早對黃河下遊興利除害的治河文獻。東漢史學家班固以1000餘字的篇幅把它完整地記入《漢書·溝洫志》中，對後世的治河工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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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水專家 (1)
